接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《民事裁定书》时，吴奕意识到，虚假诉讼比新冠病毒疫情的危害还要可怕。

  吴奕是北京五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五一环保”或者“买方”）法定代表人，这个编号为“（2020）京民申547号”的裁定，驳回了该公司的再审申请。

  证据资料显示，卖方为了规避违约延误和环保实施工程质量保障责任，串通买方工作人员伪造合同文本，进而提起虚假诉讼，漏洞百出的证据竟然一路绿灯得到了法院的判决支持。这也直接对环保工程项目施工中的假冒伪劣提供了庇护，对法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
  2014年3月12日，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用户”）就该公司“120吨转炉一次除尘系统”改造工程，与五一环保签订合同。

  该合同包括《设计及设备供货合同》和《技术协议》，总价385万元，含设计、制造、运输以及指导安装调试等一整套过程。

  五一环保当时因活太多做不过来，就按照惯例向业内采购，经人介绍，选中了北京布鲁斯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布鲁斯格”或者“卖方”）。

  五一环保与布鲁斯格双方于同日签订了同版本的《设计及设备供货合同》（含《工矿产品买卖合同》）和《技术协议》。

  其中合同价款载于《设计及设备供货合同》文本，在买方与卖方的合同文本中，将不同的品类分列在2份合同文本中，合同款额分别为218万元和82万元，总价300万元，其他内容和买方与用户的合同一样。约定交货时间为2014年5月1日。

  采访中发现，又冒出了2014年6月15日、6月28日分别签订的两份类似合同（以下简称“6.15文本”、“6.28文本”）。

  其中，“6.15文本”上批注有“仅仅作为帮助办理一般纳税人资质使用”，不实际履行，因此，该文本在后来的诉讼中并没有作为证据使用。

  “6.28文本”与“3.12文本”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，一是“3.12文本”上有“违约责任”的具体约定等，而“6.28文本”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，这被认为是该合同文本造假的动机；二是“6.28文本”没有《技术协议》，这在业内，属于众所周知的虚假协议。

  由于卖方是公司开张“第一单”，因而交货时间就延误了，直到同年6月18日才将货物送到，延迟了48天。

  按照惯例，若能够保障质量，延误时间的违约责任是可以协商免除的。问题是该公司产品质量实在不争气，纵然用户企业通融，但没能通过环保部门的验收。

  用户企业于2014年6月20日出具的《验收证书》载明，设备验收合格，运行正常，关于环保标准待验收。

  同年12月17日，经寿光市环境监测站检测，废气排放不能达标。于是，该用户企业要求五一环保帮助整改，五一环保为此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重新做了整改。

  根据布鲁斯格实际供货的情况，双方按照合同核算的价款为180万元，五一环保分三次给卖方付清了此款。

  该除尘设备像个病秧子一样，自2014年6月20日竣工至今，经环保部门多次检测，每次检测均不合格，除尘不能达标，致使该公司反复整改，严重影响了该公司的生产。五一环保因此被鲁丽钢铁索赔100万元。

  但是，在卖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，竟赫然出现了标示为2014年8月10日，盖有买方公章的“验收报告”。

  这份带着卖方布鲁斯格公司LOGO的《验收报告》声称，2014年8月10日，经对转炉进行热试，取得了一次性成功，设备正常运行状况良好。

  吴奕说，这个时间段，是五一环保的人员和山东鲁丽钢铁的人员在联手“擦”，根本不可能有见到布鲁斯格公司人员在调试整改。

  另据介绍，任何工程验收证明都必须是由验收人员现场签字，然后才可能盖单位公章，而绝不也许会出现没有人签字，却孤零零地盖个公章的事儿，这是其一。

  其二，用户是鲁丽钢铁公司，正常的验收只需要由用户验收即可，充其量买方拿到验收证书给卖方一个复印件就行了，根本就用不着由买方再出具一个毫无意义的验收报告。

  因此，人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个盖着五一环保企业公章的《验收报告》是假的。在五一环保方面坚决不认可的情况下，法院却采信了该证据。

  布鲁斯格见工程做砸了，就通过这几年的暗中运作，把五一环保的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挖了过去，从而很便利地炮制出虚假合同文本和虚假验收证书。如今，原本在五一环保的几名技术骨干和业务人员，被布鲁斯格收罗旗下。

  2018年3月，卖方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称，2014年3月12日和6月28日，与买方签订了价款为300万元的合同，买方支付了180万元尚欠120万元未支付，请求法院判令支付该120万元欠款并违约金近十四万元。

  买方鉴于根本就没发生“6.28文本”的合同交易，认为受到诈骗，于是立即报警，警方派员赴用户企业调查，证实涉案各方只有3月12日签订的一单合同，无另外的交易发生。

  买方将警方的调查记录作为证据提交法庭，同时从九个方面陈述卖方以虚假证据诉讼，所举证的合同未真实成立、未实际履行。

  其中最明显的是，由卖方所举证据，就足以否决其自己证据的真实性，例如《验收证书》显示竣工日期是2014年6月20日，怎会是出现2014年6月28日的《设计及设备供货合同》？这在业内是绝对不也许会出现的事儿。

  如果是事后补签合同追认已经履行的合同，那也一定会在文本里陈述清楚“补签”或者“追认”，否则任何一个会计师都可以在审计时认定其造假。

  而该合同文本没有一点补签和追认的表述，也无另外的旁证相佐证，从民事诉讼证据意义讲，应该认定原告方的举证不能成立。

  可是，一审法院竟然无视明显的虚假诉讼嫌疑，在原告方明显举证不实的情况下，认定“6.28文本合同”为“补签”，进而判决支持了布鲁斯格的主要诉讼请求。

  五一环保不服，在上诉状中以四个方面陈述此案涉嫌虚假诉讼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，请求撤销原判。

  2019年5月29日，上诉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五一环保随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2020年3月30日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。

  这个正文简短的裁定书里提到，“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”。

  这让吴奕和代理律师都感到无比魔幻，明明是布鲁斯格举证不能，却得到了判决支持。

  北京京师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俊侠律师说，环保设施质量上的问题事关重大，一、二审法院的判决不仅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错误，而且涉嫌庇护虚假诉讼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也直接庇护了环保工程中的假冒伪劣，对法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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