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走过的９月，中国人大制度历经６０载，一个甲子的沧桑，成效斐然，尤其是在立法方面。为了立“良法”，行“善治”，上海、北京、广东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等地积极探索，突破“闭门造车”樊篱，全面倾听民意，充分吸纳民智，力促民主立法，确保立出的法管用好用。

  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会长姚明宝介绍，为避免法律“中看不中用”，一些地方探索制定立法立项的准入标准，对要求立法的项目开展立法前论证，走下去倾听民众意见，以减少决策随意性。有的地方在立法后，邀请第三方评估，延长立法链条，让程序更完善，使“出笼”的法律和法规经得住实践检验。

  做实立法前论证，避免应急突击立法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８年开始探索立项论证工作。拟列入年度立法计划项目的，由北京市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立项报告，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提出立项论证报告，提交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。主任会议对立项论证报告讨论后，决定立项、不予立项或暂缓立项。除特殊情况外，未经论证的项目不列入立法计划。

  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副所长郑辉和记者说：“我们借鉴了北京的经验，经前期充分论证，出台了《上海市防震减灾条例》。”

  郑辉介绍，汶川地震后，上海市地震局提出要对防震减灾立法。立法研究所承接后阻力极大，很多部门不理解，认为上海不在地震带，立法易引起社会恐慌。

  立法研究所前期论证查明，国家规定上海是７度设防的特大型城市，超２００米以上建筑全国最多，而且农村地区很多民房没有圈梁，一旦地震，易群死群伤。

  郑辉说：“讨论过程针锋相对，我就提议持不同意见者去汶川灾区看一看。在汶川映秀镇，当得知踩的水泥板下埋有６０００多人时，同行者心情沉重，认为防震减灾意义重大，必须立法。”随后，《上海市防震减灾条例》全票通过，并受到好评。

  第三方评估，走出“立后弃管”困局。浙江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孙志丹介绍，为检验立的法是否管用，浙江省创新立法后评估制度，引入第三方评估，中立客观地对法的质量进行评价。

  孙志丹和记者说：“近期，对《浙江省能源利用监测管理办法》和《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》实施情况做后评估，第三方客观提出问题，非常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操作性，我们马上借鉴，做出相应调整。”

  “江苏在立法后评估方面也在不断探索。”江苏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高建新介绍，江苏去年出台《爱国卫生条例》，专门有一章针对烟雾危害控制问题，实施后社会反响很大，认为不具操作性。争议最大的就是哪些公共场所需要禁烟，机关会议室可不可以、饭店可不可以？为此，江苏搞了立法表决权评估论证会，请来各方代表，有烟民、烟厂、疾控专家、执法人员，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。通过评估论证、调查分析，最终确定９大类场所要禁烟，调整后各方都比较认可。

  为最大限度凝聚共识、积聚民众智慧，力促开门立法，很多地方创新举措，广泛征求民众意愿，充分吸纳专家智慧，让各方博弈更充分，取得了较好效果。

  广征民众意愿，让博弈更充分。湖北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０年利用网络，对《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》二审稿的审议过程进行现场直播，网民轻点鼠标即可坐在家里“旁听”会议分组审议情况。同时，有关广播电台、电视台也都进行了实况录播。

  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为探索民主立法、开门立法新的方式方法，对《山东省旅游条例》在网上进行立法听证。

  吉林省社科院副院长黄文艺说，探索网络立法听证，除可节省人力物力外，最大优点是为听证人与听证陈述人之间提供了一个反馈意见的平台，听证会结束，仍可在网上对听证意见采纳与否作出回应。

  “立法中如何问计于民，广州也进行了探索。”广州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吴明说。去年开始，广州市政府设立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，凡涉及重大民生决策的事项，均需成立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，经过征询民意后再作决策，实现政府和市民良性互动。

  专家成“智囊”，防止部门利益化。浙江省不断强化“行家立法”，由４０名法学、经济学、金融学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专家学者，组成省政府立法专家库，这些“智囊”在立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  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数年前就建立了立法顾问论证制度，每届人大常委会聘请１２名本地区学术水平较高、立法经验较丰富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担任立法顾问。日前，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暂行办法》是通过多次召开由律师、法官参加的专家论证会，大范围、多层次地征求意见，较好地化解了难题。

  安徽省人工委主任吴斌和记者说，安徽省也在探索立法主体多元化。“科学立法首先是选题的科学性，要把老百姓需要的法立出来，因而要求草案的提出一定要多元化，兼顾情感性。为此安徽省尽可能多地吸纳学者、社会组织参与立法。”

  立什么样的法，是否科学，人大代表审定最重要，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履职，发挥更大作用，许多地方组建专业代表小组，解决立法中遇到的专业难题。有的地方创新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，让立法更接“地气”更民主。

  创新机制，专业技术人员“操盘”确保法管用。北京市目前成立了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妇女、农业、民族宗教、城建环保９个专业人大代表小组，由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结合工作需要，吸纳本领域及以外的相关代表参加。每个小组２０至３０人不等，在“闭会期间”开展视察、调研活动，为推动北京市各方面立法作出贡献。

  天津探索开展专业人大代表小组活动，现已设立内务司法、综合经济、城市建设等１３个专业代表小组。全市有８８％的人大代表分别参与，充分的发挥代表们的专业特长。

  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研究室主任徐平介绍，立法离不开人大代表，福建省充分调动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性，调研型代表慢慢的变多。以前调研主要是省级人大代表，如今市区县人大代表，也都积极下去调研。

  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，接“地气”让内涵更切实。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在９个县乡基层单位，创新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，基层群众对具体地方立法、立法规划及对法律和法规执行难点的意见和建议，可随时向人大代表反映，畅通了公众立法诉求渠道，而人大代表也可从民众中汲取智慧。

  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说，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是一个创新举措，为人大代表履职提供信息和智慧，也让立出的法更接“地气”，更有内涵，更切合实际。

  众多专家觉得，无论是延长立法链条、让民众和专家深度参与，还是创新机制和形式，用足用好人大代表资源，这些探索对推进我国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。